之所以称其极具挑战性，是因为民主政府至少有以下三个局限，会妨碍这种引导的健康进行：一则，现实中的民主政府不是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理想于一身的神一样的存在，不是独立于又能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的公正仲裁者，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如保证自己认为正当的政策得以实施。
如在符连荣等诉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1993年给原审第三人付占英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再审申请人原审诉求为撤销该证，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规范的行政不作为情形,因此不存在法定的紧急情况。[16]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中履责期限的认定判断行政机关的履责行为构成拖延履行的前提在于：何为法定的或合理的履责期限。
而在认定行政机关是否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时，还需考虑行政机关是否未在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7]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行中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55]然而，在郑世春诉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行政监督案中，虽然相对人也是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并且信函封面显示为区长亲启,但是法院认为特快专递单上‘内件品名已注明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被告应当知道该信件内容，且被告信件收发员已经签收,从而认定相对人已经提出申请。但被诉行政机关并未针对这一逾期行为说明理由,法院在判决主文中亦未针对原告这一诉请说理论证。[5]如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2021)湘1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
[29](二)何为合理期限1.法律规范中设定的合理期限不同领域行政活动适用的行政程序有一定差异，因此有时在法律规范中难以对履责期限做出明确规定，而是以及时尽快等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行政机关在履责期限上的裁量权。在新的法律规范实施前未能及时履行的，应当及时与新的负有该项法定职责的其他行政机关联系，将相关职责移交给其他行政机关履行，并及时答复相对人。其一，检查过程秘而不宣。
1982年10月4日，八二宪法通过前两个月，彭真曾严肃指出：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综上，八二宪法第40条对公民通信权保护设置双层构造的原旨是：对通信的非检查干预，包括干扰、拦截、中断、暂停、扣留、扣押等，根据第一句均适用法律保留。其二，通信权对通信渠道完整性的保护，例如对政府断网要求法律保留，不涉及隐私权。直到1983年，监狱和劳教所转隶重建的司法部，但看守所至今仍隶属公安机关。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73页。但这不能成立，理由有三。
[29]李浩然主编：《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上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68-271页。那么，八二宪法通信权条款为何设置双层构造，在第一句规定法律保留，第二句规定加重法律保留？从修宪过程来看，这绝非一种无心之举。其二，网络通信领域，元数据与内容数据通常无法区分。第一，关于调取通话记录。
即使通信活动已经完成，阻塞、毁坏物理或电子的通信渠道或设备，例如用干扰器屏蔽信号、盗窃或损坏通信设备，或者停止通信服务，例如断邮、断话、断网，也干预通信自由。[35]诚然，在言论自由领域，比较法上确有区别保护政治/公共言论和商业言论的做法，但后者并不因此不受宪法保护。1982年邮电部发布的《电信通信保密暂行规定》第10条首次规定电信工作人员不得私自翻阅、抄录电报及有关用户使用通信情况的各项记录。所谓录音就是在当事人不知情时记录对话。
按今天的理解，劳改机关并非公安或检察机关，八二宪法为何不将其纳入有权检查通信的主体？另一方面，较之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八二宪法通信权条款规定的干预目的和手段均有不同。其三，正因以上两点，欧盟法院在大量案例中已判定元数据和内容数据一样受《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7条通信受尊重权之保护。
[61]更关键的是，由于云技术的出现，储存在个人设备上的通话记录完全可以同时储存在云上。即便用户拒绝验视，邮政企业也不得背着用户秘密检查，只能不予收寄。
此外，任何单位、个人一律严禁持有、使用。1957年《人民警察条例》第5条列举了公安部门十九项职责，包括依照法律管理爆炸物品、剧毒物品、枪支弹药、无线电器材、印铸行业、刻字行业管理户口等。就在八二宪法通过前十一天，1982年11月22日，邮电部发布《电信通信保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的保密范围包括用户通信内容，各种报底、纸条，以及涉及用户使用通信情况的各项记录事项，第10条禁止电信通信工作人员私自翻阅、抄录电报及有关用户使用通信情况的各项记录。吕世珩：《检查或扣押电报的法律根据应当是什么？》，载《邮电企业管理》1985年第2期。否定观点见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二）变迁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对待上述原旨？若严守，把电话排除出通信，不仅与时代严重脱节，更会辜负彭真当年的苦心。
李忠夏：《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宪法建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首先，区分说在中国法上和现代技术条件下会遭遇困境。
[18]这表明实际操作中，电报不能也不应秘密。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用户拒绝开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32]据2015年修订的现行《邮政法》第84条，信件是指信函、明信片，其中信函是指以套封形式按照名址递送给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缄封的信息载体，不包括书籍、报纸、期刊等。
此亦符合欧美比较法上的前沿进展。[100]但2006年修订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43条授权城管部门对违反规定发布的宣传品、标语中公布其通信工具号码的公民，通知电信部门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有关电信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后暂停其使用。因此，违法处理个人通信信息将同时侵犯公民的通信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70]八二宪法第40条第二句和第37条第2款[71]便是如此。
而对通信的检查，根据第二句应采加重法律保留，只能由特定机关基于特定目的为之。[96]但这都偏离了八二宪法通信权条款的原旨，因为法院或证券机关调取通话记录证据均须公开进行，无权秘密取证，[97]故不构成检查。
[59]三是区分说，根据存储地点区分两种情形，存储在通信服务商处的通话记录属于通信秘密，而存储在当事人设备上的通话记录因当事人可以掌控，不是通信秘密，应受隐私权或个人信息自决权保护。若认为逮捕之外无限制，那现行中国法上大量非逮捕的人身自由限制手段，比如行政强制、行政拘留等，就必然违宪。
[82]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这是否意味着从那以后，宪法上的通信秘密就只保护内容数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立法机关随后就否定了该行政法规的理解。
[21]二以另谈为不谈，主张在当时电话尚不普及，监听电话等于对官员等特殊人群的监督，不符通信权保护公民的主旨，故排除电话。但2015年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禁止政府收集通话元数据，除非出于调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之需且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批准。放弃事先禁止功能，把希望都放在事后追责上，不啻于允许国家机关乱枪打鸟式地检查所有通信活动，唯有事后当事人或监督机关举证证明打错了之时，才让宪法通信权发挥保护作用，未免为时已晚。[20]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国境卫生检疫法》第10条规定：入境、出境的集装箱、货物、废旧物等物品在到达口岸的时候，承运人、代理人或者货主，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文确立公安、检察机关干预通信的权力。
[42]第四，即便可以区分发布和发送，也会在实践中导致问题。1917年，章士钊批评道：通信自由，舍秘密别无意义。
[88]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页。[104]例如公权机关干扰通信渠道（断网、断话）或秘密监控通信渠道，应优先适用通信权保护，因为干预主要目的在于侵扰通信，而非压制言论，尽管这确会产生压制言论的后果。
